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

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
出版社︰ 聯經
國際書號(ISBN): 9789570847352
作者: 林冠群
釘裝: 精裝
出版日期: 2016-11-01
頁數: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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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價︰ HK$260.0 HK$234.0(9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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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位處中原西陲的吐蕃
崛起過程中,建構吐蕃天下體系
整合青康藏高原之部族
促使各部族於文化、語言、宗教、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均吐蕃化
使得中原西陲原本為分裂割據,且相互盜抄的人文生態
為之一轉而統合於吐蕃化的浪潮之中

今天包括西藏、青海、西康、甘肅、雲南、四川等地之2500公尺以上地區,即地理上所謂青康藏高原的區域,大部屬信奉藏傳佛教,飼養犛牛,種植青稞,以糌粑為主食的特色文化區,凸顯中國之多元文化特徵,就是吐蕃以其建構之天下體系,將其所控弦之地,予以吐蕃化所打下的基礎。更因吐蕃於唐代所展現強盛輝煌的武功,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史實,永垂於中國史,令後代子孫印象鮮明,而於民間留傳中國西部的藏傳佛教世界,永遠是一個武功高深且神秘不可測的世界。君不見金庸小說中吐蕃高僧的龍象神功,武林第一,且性格詭譎難測。民間所有涉及宋、蒙元時期以還的武俠電影,凡是來自西方的喇嘛,個個武功高強等等,凡此,均為唐代吐蕃於中國歷史上所留下雪泥鴻爪的結果。

《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係林冠群教授以其所習得閱讀藏文史籍的能力,遍覽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時期的碑刻、吐蕃簡牘等唐代吐蕃第一手史料,以及歷代藏人所撰寫的史籍等為基礎,從中理解吐蕃本身對唐朝的概念、立場與策略,以及歷代藏人對唐蕃關係的見解,以之與中原王朝所書寫的吐蕃史與唐蕃關係等記載,作比較研究。林教授經年累月地就唐蕃關係,反覆思量、考索,並詳參中外學界相關的論著,經三十年的積累,終破解世所難詳的唐蕃關係,完成一本三十六萬字之專著,貢獻一家之言。

目次
自序
藏文字母與羅馬拼音對音表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第三節 國內外有關唐蕃關係之研究情況

第二章 初唐時期唐蕃關係的建立
第一節 初唐時期李唐天下秩序的建構
一、以中國為核心的天下秩序
二、從隋文帝可汗號看隋型天下秩序
三、唐承隋建構唐型天下秩序
四、唐型天下秩序的特色
第二節 雅礱部落崛起與吐蕃王朝的建立
一、青康藏高原另類天地與人文特徵
二、神王統治的世界
三、雅礱龍興與統一西藏高原
四、邁出高原的吐蕃王朝
第三節 唐蕃接觸甫初之吐蕃形象
第四節 唐蕃首締和親關係
一、「面子戰爭」的始末
二、文成公主和親考實

第三章 唐蕃蜜月期雙方卻於邊區角力
第一節 唐蕃蜜月期的互動
第二節 唐蕃蜜月的變調
一、李唐為吐蕃所蒙蔽
二、影響重大的唐蕃大非川之役
三、吐蕃成為李唐西陲大患
第三節 吐蕃權臣當道
一、吐蕃內部政情的發展
二、吐蕃兩面策略的運用
第四節 武后時期李唐的反擊
一、史籍所見武后時期李唐之主動出擊
二、唐蕃野狐河之會的經過
三、唐蕃情勢之翻轉

第四章 唐蕃再次建立和親關係
第一節 墀都松治下的吐蕃
一、《敦煌古藏文卷子》中的墀都松
二、墀都松當政及其與李唐之關係
第二節 牝雞司晨下的吐蕃
一、矛盾的歷史現象──唐代吐蕃婦女的地位
二、墀瑪蕾主政下與李唐之關係
第三節 金城公主和蕃相關史事
一、漢史料中的金城公主
二、西藏教法史料中的金城公主
 
第五章 唐蕃舅甥關係與對等關係的拔河
第一節 唐蕃舅甥關係與對等關係
一、「舅甥」之漢字義與內涵
二、吐蕃對舅甥的理解
三、「舅甥關係」淪為操控和戰的工具
第二節 墀德祖贊時期吐蕃對唐心態與政策
一、墀德祖贊對唐之心態
二、墀德祖贊朝對唐之戰略
第三節 吐蕃型天下秩序的概觀
一、吐蕃贊普為「天子」的概念
二、蕃型天下秩序受中原天下觀的影響
第四節 玄宗時期李唐對吐蕃的觀感
一、孤負聖恩的遠寇小醜
二、忘我大德的吐蕃小醜
三、不識禮經尚待教化的西戎
四、視信義為無物的窮寇

第六章 唐蕃關係的丕變
第一節 李唐天寶年間國力的耗損與下降
一、李唐內部蠹蝕寢衰
二、李唐對外用兵毫不節制
三、安史亂起造成李唐浩劫
第二節 吐蕃政權移轉的波動
一、墀德祖贊遇弒之謎
二、吐蕃拜安史亂之賜
第三節 唐肅宗屈服於吐蕃之壓力
一、唐肅宗於靈武即位
二、下國李唐對上國吐蕃形勢的摶成
第四節 唐代宗力圖掙脫唐下蕃上的逆勢
一、唐代宗即位吐蕃送「賀禮」
二、吐蕃攻陷長安的檢討
三、僕固懷恩叛唐牽動唐回蕃三邊關係
四、代宗時期與吐蕃的和戰關係
第五節 西元760至779年間的墀松德贊
一、由群相掣肘到意氣風發
二、對外用兵同時對內倡佛
 
第七章 唐蕃對等關係的確立
第一節 德宗主動改善唐蕃關係
一、德宗視吐蕃為與國
二、吐蕃要求敵體禮
第二節 唐蕃清水會盟
一、清水會盟之籌備及其形式
二、清水會盟盟文及其意義
第三節 吐蕃顯露好謀略的本事
一、唐蕃再度齟齬之因
二、唐蕃形勢互易
第四節 德宗君臣吐蕃觀的爭議
第五節 叱吒風雲的吐蕃贊普墀松德贊
一、從〈瓊結橋碑〉碑銘談起
二、吐蕃天下內涵的變遷
三、墀松德贊對佛教政治的具體實踐

第八章 唐蕃關係僵局的破解
第一節 墀德松贊繼立與吐蕃形勢的變化
一、墀松德贊晚年吐蕃內外所呈現的危機
二、墀德松贊之作為與其對唐之政策
第二節 憲宗時期李唐與吐蕃的互動
一、吐蕃持續主導唐蕃關係的進展
二、憲宗是否有意規復隴右故地
三、憲宗君臣之「吐蕃觀」

第九章 唐蕃全面停戰時代的來臨
第一節 墀祖德贊時期的吐蕃
一、僧相輔佐時期之吐蕃
二、唐蕃長慶會盟的時代意義
三、墀祖德贊自主時期之吐蕃
第二節 中晚唐時期唐蕃互動之尾聲
一、唐蕃雙方互示善意友好互動
二、吐蕃內亂與唐蕃外交關係之終止
第三節 中晚唐時期李唐君臣之吐蕃觀

第十章 結論
第一節 唐蕃關係的總結
第二節 唐蕃互動中唐人對吐蕃觀念的演進與意義
第三節 唐蕃關係於中國史的意義與影響
一、蕃唐關係為吐蕃對外關係中的重頭戲
二、唐蕃關係對李唐之影響
三、唐蕃關係於中國史上的意義

附錄唐蕃關係大事紀年
徵引書目
索引


自序
唐朝文治武功為中國史寫下輝煌燦爛的一頁,故此,唐朝對外關係一直是唐史學界研究的熱點,圖書館、坊間書肆不乏相關的論文與專書,特別是唐朝與北亞、中亞諸部族國家;以及與東北亞、東亞諸國;乃至於與西亞、南亞諸國等關係之探討,均已有出色的研究成果。
唯獨研究唐朝與其西方之吐蕃關係的成果,較之於上述諸論題,不論質與量均無法與之相埒。而且於海峽兩岸甚至國外學界均未有以唐蕃關係為研究主軸的專書。有之,則置於其他相關的論題之中,一併討論,例如王吉林的《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一書,將吐蕃置於唐朝與南詔關係中的一個關節,作為與唐朝競逐雲南的角色予以討論;復如王小甫之《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一書,將焦點置於三雄於西域的角逐;或是將唐蕃關係置於漢藏關係之千餘年歷史長河中,作為漢藏關係的初始階段一併討論;或是於藏族史之中,列一章節,做為歷代藏族向外發展的主題,予以論述。凡此,「唐蕃關係」如此具重大意義,且對後世影響深遠的論題,並未受到必要的重視,導致有了以下的後遺症,包括因不瞭解唐蕃關係的實質內涵,致日本學者與國內部分學者持「唐宋變革」的觀點,直言以為由於宋代中國週邊諸國自主意識高漲,加諸北宋國勢寢弱,不得不以平行對等的方式,與週邊諸國互動,於是形成東亞多元國際系統的新形勢。復基於上述主張,以為中國史由中古史時期演進至近世史,就在於北宋。
倘以如是觀點看唐蕃關係,李唐王朝因西元755年安史亂興,國勢一落千丈,失去了亞洲獨霸的地位。為了平定安史之亂,提昇迴紇地位,使之成為李唐兄弟之國,以爭取迴紇騎兵入援助收京師;復以吐蕃乘亂落井下石,侵占李唐河西、隴右國土,在前有安史叛眾,後有吐蕃大軍的壓迫下,李唐不得已採取平行對等的模式,與吐蕃互動,不但承認吐蕃與李唐俱為大國,且於唐肅宗時期,同意每年貢奉吐蕃五萬匹絹繒,以為歲幣,並承認河隴為吐蕃國土。如是,唐肅宗可謂開創中國對外關係史上,第一個與外邦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首例,時值西元762年正月。不僅如此,肅宗子代宗即位,立即反悔,吐蕃以李唐毀約,派遣四位眾相領軍直入長安,唐代宗倉皇出京,吐蕃另立金城公主姪子承宏為傀儡皇帝,還改元,署置百官,占領13天以後,撤出長安。上述事件的意義代表吐蕃係以李唐上國自居,吐蕃以李唐新任皇帝不履約為由,興兵犁唐廷、掃唐穴,換掉不守約定的皇帝,另外代為建立一新的「唐廷」。吐蕃如是作為不正是李唐處理「失禮」的週邊諸國之翻版。職是之故,若彼日本學者及國內部分學者瞭解安史亂興時期李唐對外關係的發展,特別是唐蕃關係,當不致於作出錯誤的論述。
猶記得民國六十五年當時任教成功大學歷史系的石萬壽教授,於完成〈唐迴關係新論〉一文以後,深感唐蕃關係的重要性,於是蒐求翻譯過的吐蕃史料,以便撰寫〈唐蕃關係新論〉。石教授乘參加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於民國七十三年辦理國際中國邊疆學術會議之便,前來邊政所詢問,然因當時有關漢譯唐代吐蕃史料尚屬有限,在避免寫出泛泛之論的考量下,石教授放棄撰述。當時石教授嚴謹的治學態度,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深感治吐蕃史對於唐蕃關係的破解與詮釋,居關鍵地位,特別是吐蕃方面的史料,諸如吐蕃金石銘刻、敦煌古藏文卷子的譯解,尤其是如何正確理解古藏文所記載史事的意義等,更是影響唐蕃關係研究的良窳。在三十餘年後各方面條件成熟之際,突破艱難與困頓,終完成以唐蕃雙方所遺留下來的史料為主要依據,不偏信,就史實論史實的一本唐蕃關係新作。新作問世,距石教授意欲撰述唐蕃關係之時,竟逾三十年,豎子駑鈍,想來羞愧不已。
筆者憶及臺灣藏學之父歐陽師無畏,曾於民國七十七年四月之間,於筆者接送歐陽師前往政大邊政所演講途中,訓勉筆者云:「學習藏文從來不嫌晚,我也是很晚才學習藏文,關鍵在於要下定決心。」筆者謹記師言。同樣的道理,唐代吐蕃的研究從來就是冷僻艱深的領域,要做好唐代吐蕃史的研究,就必須先要有決心學好藏文,以及有「人不知而不慍」的心理準備,要能習於坐冷板凳,仍能自得其樂。寄望將自己的研究所得付鋅,藏諸圖書館,讓繼行者能踩著筆者所走過的足跡,或駁正,或更新,或延續,使得吐蕃史研究生生不息。每思及此,滿心寬慰,於願足矣。
李唐與吐蕃的互動關係,經常有友好和平,互遣使者與軍事衝突,甲兵廝殺並行的現象,筆者依此現象,以「玉帛干戈」為本書主標題,以突顯唐蕃關係的特徵。本書完成需感謝科技部專書撰寫計畫之補助,同時感謝中國文化大學提供穩定且良善的研究環境。其間,疏影齋主人李義雄先生為筆者之研究成果製作電子書,一字一句鍵入電腦,由於字數甚夥,致影響其視力,其情可感,友情可貴,銘記於心。教研這一路上,若沒有老師、好友、家人的扶持、支撐與諒解包容,也沒有今日的成果。是為序。

內文選摘(節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李唐係國史中屬輝煌耀眼的王朝,文治武功膾炙人口,為國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朝代之一。西元7世紀時期亞洲以唐朝為中心,形成二個政治勢力圈,亦可稱為文化圈,一為中國文化圈,包括李唐、日本、朝鮮半島、琉球、越南等;另一為游牧文化圈,亦可稱為天可汗勢力圈,包括北亞、中亞等游牧地區。易言之,李唐在當時的東亞、北亞、中亞等地稱霸,盛極一時。
然而,在位處東亞、北亞、中亞、南亞之輻輳地區的青康藏高原,崛起一半農半牧的高原政權--吐蕃,竟於西元7世紀末葉開始迫使唐朝光輝燦爛的文治武功,為之蒙塵。李唐史官不得不曲筆或掩藏事實,其中包括唐朝曾於西元762年敬奉吐蕃歲幣5萬匹絹帛,並於肅宗朝以後的每一次唐蕃所簽訂的和盟中,李唐放棄吐蕃歷次以戰爭手段所侵占的領土主權,用以爭取唐蕃之間的和平,類此喪權辱國的和盟,均為史所諱言,或曲筆曰:「吐蕃請和」。
現今學界也多注重於唐蕃兩造表面上是否以對等方式簽訂條約,但卻忽略肅宗朝以後每一唐蕃會盟的實質內涵。事實上,在唐蕃交手過程中,李唐大臣曾多次透露吐蕃的強大,李唐無法應付的窘境,例如武后時期,正字陳子昂曾云:「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夫。……」,唐太宗曾自詡盛唐軍力云:「今中國強,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然而,吐蕃贊普棄宗弄贊(即松贊干布)於求娶唐公主不成後,進犯松州,唐蕃首度交鋒之勝負結果,史所諱言,至今成謎,但李唐竟於戰後應允許婚,足見當時吐蕃軍力之壯盛,決不在李唐之下,唐太宗有所忌諱。往後,吐蕃終形成李唐心腹巨患,常年入侵,鯨吞蠶食的結果,李唐原有掌控之地包括青海、中亞、新疆等,均轉入吐蕃之手。
甚且,李唐的固有領土包括河西走廊、今陝西省隴坻以西、劍南西山等地,均遭吐蕃以戰爭手段侵占成為吐蕃的疆域,強迫上述地區的漢人百姓吐蕃化,結辮散髮、氈服毛裘、戎文蕃語近90年,僅能於春節當日著漢裝哭祭先祖。吐蕃甚至於唐代宗廣德元年(西元763年)攻占李唐京師長安達13日,立傀儡皇帝,改元,署置百官,凡此均為中國西部藏羌部族在國史上的業績,開國史之先例。
準此以觀,由於吐蕃長期對李唐採擴張侵擾政策,且積極攻占李唐領土,造成李唐內部不得不更弦易張,以因應吐蕃入侵的壓力,包括重新部署軍事國防、改變外交政策、轉變財經措施等等。是以,陳寅恪先生曾云:「唐代武功可稱為吾民族空前盛業,……」然而遭逢吐蕃的挑戰,卻是「進士試能,靡不竭其長策,朝廷下議,亦皆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為永圖……」,史臣更於《新唐書‧吐蕃傳》慨嘆曰:「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吐蕃的長期入侵,李唐君臣束手無策的窘態畢露。是以,陳寅恪先生意識到吐蕃的重要性,在其名著〈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一文中慨言:「吐蕃一族之興廢,關繫吾國中古史……」並在文中闡明了吐蕃的崛起與發展,對李唐乃至後來的五代趙宋等之發展的關係。
基於上述,筆者積20餘年之時間(1989年迄今),鑽研唐代吐蕃史。在導論與史料方面,先後發表了:《論唐代吐蕃史及其史料》(蒙藏專題研究叢書 47期,1990年)、〈近五十年來台灣的藏族史研究〉(文刊中研院民族所主編《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1999年,台北)、《漢史料記載唐代吐蕃社會文化失實之研究》(蒙藏專題研究叢書 102期,2003年)、〈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與唐代吐蕃史研究〉(《敦煌學論集》,巴東出版社, 2003年)、〈當代美國藏學研究發展趨勢〉(2011年蒙藏研究發展趨勢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蒙藏月刊》22卷1期,2013)、〈掀起蓋頭—唐代吐蕃的廬山真面目〉(《西北民族論叢》第8輯,2012),上述論文的目的在於緊隨國內外學界研究現況的腳步,清楚掌握國內外學界研究動態,以及新出土史料運用情況,並掌握國內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吐蕃國家體制與政治制度方面,發表有:〈唐代吐蕃政治制度之研究〉(《政大學報》60期,1989年)、〈唐代吐蕃的相制〉(《第二屆中國邊疆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6年)、〈唐代吐蕃的僧相體制〉 (《中國藏學》1998年第 1期)、《唐代吐蕃的傑琛(rgyal phran)》(蒙藏專題研究叢書 101期,2000年)、〈唐代吐蕃贊普位繼承之研究〉(《第五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唐代吐蕃軍事占領區建制之研究〉(《史學彙刊》21期,2008年)、〈吐蕃中央職官考疑—《新唐書•吐蕃傳》誤載論析〉(中研院史語所集刊 80本1分,2009)、〈吐蕃「zhang gsum blon bzhi(三尚一論)考疑-吐蕃眾相制度探微」〉(北京 2008年十月藏學研討會宣讀,並?登於《中國藏學》2009年1期)、〈唐代吐蕃的眾相制度〉(《中國藏學》2012年1期)、〈「贊普」釋義-吐蕃統治者稱號意義之商榷〉(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12年5期)、〈唐代吐蕃僧相官銜考〉(2013年5月26日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華岡第一屆中國中古史學術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中國藏學》2014年3期)、〈吐蕃名分秩序的建立及其演變─以唐宋時期為中心〉(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史學現代脈絡下的中國史書寫─以唐宋變革議題為中心」工作坊,2013年6月1日宣讀)、〈吐蕃部落聯盟時期宰相雛型與官員設置初探〉(淡江大學第五屆兩岸西藏學研討會宣讀,2013年6月7日,並刊登於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50期,2013年12月)、〈唐代吐蕃政權的屬性與政治文化之研究〉(雲南民族大學主辦「海峽兩岸生態文明建設與民族發展學術研討會宣讀,2013年8月5日,刊登於《中國藏學》2013年S2期)、《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5),上述論著的目的在於釐清與梳理吐蕃王朝內部的體制,以掌握吐蕃王朝的屬性,及其內部政治的運作,熟悉吐蕃王朝的官制,用以培養閱讀吐蕃史料的敏感度;在吐蕃社會方面有:〈唐代吐蕃的社會結構〉 (《政大民族學報》20期,1993年)、〈唐代吐蕃的氏族〉(《中國藏學》2010年2期)、〈吐蕃「尚」、「論」與「尚論」考釋─吐蕃的社會身分分類與官僚集團的銜稱〉(張廣達先生八十嵩壽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2年6期),上述論文目的在於瞭解吐蕃社會的特質,與社會成分分類,用以輔佐分析吐蕃政權的屬性與特質;在唐代吐蕃的政治史方面有:〈墀松德贊父子時期吐蕃政情之分析〉 (《西藏研究論文集》第4輯,1993年)、〈朗達瑪毀佛事蹟考辨〉(《第四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年)、〈吐蕃贊普墀祖德贊研究〉 (《台灣師大歷史學報》32期,2004年)、〈吐蕃王朝的分裂與滅亡〉(《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0年4期),上述諸篇論文的撰寫目的,在於掌握吐蕃政權歷朝的政治情勢發展,其內部各方政治勢力的佈署與相互間的關係,且外交為內政的延伸,此部分的研究對於唐蕃關係的分析相當重要;在唐代吐蕃對外關係方面有:〈由地理環境論析唐代吐蕃向外發展與對外關係〉(《第一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年)、《論唐代吐蕃之對外擴張》(蒙藏專題研究叢書 51期,1991年)、〈唐代前期唐蕃競逐青海地區之研究〉(《西藏與中原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3年)、〈唐代吐蕃對外聯姻之研究〉(《唐研究》第八期, 2002年)、〈墀祖德贊時期唐蕃關係之研究〉 (《東吳歷史學報》第 14期,2005年)、〈中唐時期李唐「聯回抗蕃」政策之檢討〉(中國中古社會與國家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並?登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上述6篇論文即為撰擬《唐蕃關係史研究》專書的張本;在唐代人物研究方面有:《瑪祥仲巴杰與恩蘭達札路恭-吐蕃佛教法統建立前的政教紛爭》(蒙藏專題研究叢書 41期,1989年)、〈唐代吐蕃的女主-墀瑪蕾〉(《第二屆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1994年)、〈苦命的文成公主〉(《歷史月刊》84期,1995年)、〈啦拔布考〉(《兩岸蒙古學藏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5年);在歷史地理方面發表有:〈蘇毗與森波杰考辨〉(《史學彙刊》18期,2003年)、〈大西藏之商榷〉(《中國藏學》2011年增刊1期);在文化史方面有:〈唐代吐蕃曾否加入中國文化圈考辨〉(漢化、胡化、洋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漢藏文化關繫新事例試析〉(於2011年第四屆兩岸西藏學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42卷3期,2013),上述論文的撰寫目的在於另闢唐蕃關係的新篇章,因為不宜僅注重唐蕃之間的政治、軍事及外交方面關係,文化交流方面,唐蕃相互影響的層面,也需予以開展;在吐蕃的歷史編纂與史學方面有:〈從吐蕃大事紀年論唐代吐蕃的史學〉(於2012年第五屆北京國際藏學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中國藏學》2013年1期),此篇論文的撰研發現,在史書編纂與書寫以及吐蕃諸多制度上,都可以看出唐蕃在文化上的彌近與神似,有關此方面可以再予以開展。以上共計42篇論文以及包括《唐代吐蕃史研究》、《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等2本專書。
事實上,回溯上述個人在唐代吐蕃史研究歷程,所有上述撰研的單篇論文之最終目標,都在為撰寫5本專書作準備與奠定基礎,此5本書分別為《唐代吐蕃史研究》、《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唐代吐蕃文化史》以及《唐代吐蕃史研究導論》等,以上5本專書的完成,即代表筆者對唐代吐蕃史研究的整個輪廓與面貌。往後仍可期待新的史料出土,或新的觀點,再著手進一步修改。至目前為止,筆者已完成《唐代吐蕃史研究》、《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二書。筆者斟酌現今各方面條件與情況,認為撰寫第三本專書《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的條件與時機已臻圓熟,遂草成本書。
由於筆者在撰寫《唐代吐蕃史研究》過程中,受限於《唐代吐蕃史研究》之通史性質,圉於篇幅,有關唐代吐蕃的許多領域範疇僅能淺嚐,無法暢所欲言。有關唐蕃關係的主題,在《唐代吐蕃史研究》一書中,係於第四篇「唐代吐蕃的向外發展」呈現,內容包括了第一章「吐蕃向外擴張現象的解析」、第二章「吐蕃向外發展的第一階段--攻略青海」、第三章「吐蕃向外發展的第二階段--前進西域、河隴與雲南地區」、第四章「吐蕃向外擴張的尾聲」等,上述內容係以吐蕃為核心開展討論,描述吐蕃歷朝向其週邊採擴張政策,而與吐谷渾、中亞部族、大食、李唐、迴紇、南詔等所發生的關係與現象。上述分析與討論並未以「唐蕃互動」為中心,而且仍欠缺了必須論及的主題,包括李唐歷朝如何面對新崛起的吐蕃?李唐係將吐蕃納入傳統的中華天下之內,抑或因吐蕃為前所未知的西方大國,而另闢體系以處理彼此的往返互動?此體系乃為輔佐中華天下,或彌補中華天下之不足而設計,可否稱之為中華天下的「五倫體系」?將吐蕃置於「五倫體系」中之「夫妻」綱,為「夫妻綱」的延伸,或為岳婿?或為母舅、外甥?或為累世婚姻的男方、女方的關係?上述說法尚待釐清。唐蕃在歷次和盟中,均互稱「舅甥」之國,吐蕃以「dbon zhang」(甥舅)呈現,其與李唐所稱之「舅甥」是否屬同一概念?是否具相同的理解?還是各說各話?所謂「和親」政策,在李唐對吐蕃的實踐當中,究竟成效如何?是吐蕃獲益?抑或李唐得利?另方面,吐蕃各朝在策畫與執行擴張過程中,是以何種心態或抱持何種意識型態去面對當時的亞洲霸主?吐蕃係如西方學者所稱有類北方游牧民族,或部分學者所持係波斯式的王權,抑或是筆者所主張吐蕃受中原影響,也企圖另建以吐蕃王室為中心的「吐蕃天下觀」,而且此種「吐蕃天下觀」何時建立?在吐蕃歷朝如何變化?當西元763年(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直入長安,吐蕃為何僅占領13天,改元、署置百官、立傀儡皇帝,即行撤走,未如中國北方、東北方之邊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其原因安在?再者,吐蕃歷朝對李唐包括政治、外交、經貿、軍事、文化等方面的措施,對當時吐蕃內部與李唐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為何?特別是吐蕃與李唐於西元7世紀至9世紀時期的互動,此攸關唐代中國面對其西方新興的吐蕃政權,在長達200餘年間,唐帝國如何處理前所未有的西方邊患?以及唐蕃關係的演進,歷7次的簽訂和盟,每次和盟所代表的意義為何?所產生的實質效應為何?
論者有謂:
唐與外族的平等條約,可以舉唐與吐蕃在西元821-822年訂立的條約為代表…該條約係於唐廷與吐蕃朝廷的典禮中成立,不但由此建立了兩國王室間的姻親關係,而且互相稱呼「皇帝」。
如上引文所言,這是唐蕃雙方以對等方式簽訂和盟,若如是,唐蕃前6次和盟包括最早的一次,是在唐中宗神龍二年(西元706年),當時唐蕃雙方似乎以某種平等方式簽訂和盟,但因史籍闕載,和盟過程與內容並不明確,吾人可從吐蕃於玄宗朝要求比照神龍會盟方式進行會盟之中,瞭解吐蕃可能就是因為神龍會盟已經具有某種程度的對等形式,讓吐蕃唸唸不忘,希冀仍延續神龍會盟的模式。若如是,則唐蕃早已處於對等地位,那麼唐代中國的天可汗地位早已不存,似不必等待至安史亂作(西元755年),此為事實否?若如是,所謂「唐宋變革」的起始時間,就不應是安史亂作的時間點,應該還要再往前推,因為唐代中國之國際關係的變化,早在中宗神龍年間就已開始,吾人觀日本京都學派的大將宮崎市定氏以為:「民族自覺在周邊民族對立之中勃興。澶淵之盟確定宋遼對等地位,是歷史上空前的現象。國與國平等交際,首見於東洋。」由上引文即知宮崎市定氏忽略了唐代時期的唐蕃關係,「對等簽約」、「平等國交」早在唐蕃關係中就已呈現,怎可漠視?當然吾人仍須進-步探究歷次唐蕃會盟的實質內涵與意義。
凡此,唐蕃關係的演進與內涵,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究竟代表什麼意義?對後世的漢藏關係的影響與意義為何等等,上述諸多論題均未及於《唐代吐蕃史研究》一書中處理,而且上述論題均關係中原王朝與邊疆部族政權之間關係的詮釋,亟待整理、分析與闡發,具重大意義。更何況直至目前為止,仍未有以「唐蕃關係史」為名的專書問世。揆其原因,研撰此書確有其高難度與爭議性,其原因如下:
一般若欲跨入唐蕃關係範疇之研究者,需能閱讀古藏文書寫的史料,諸如十數通的吐蕃碑刻(rdo ring)、吐蕃簡牘(khram)、敦煌古藏文卷子(shog dril yig rigs)、埋藏本古籍(gter ma)、教法史料(chos vbyung)等,上述藏文原典材料,雖然有些已經翻譯成漢文或英文,但仍有因理解的問題導致翻譯不準確,造成據此錯譯而對歷史解釋上的誤導等影響,例如《敦煌古藏文卷子》英國印度事務部編號I.O.750〈吐蕃大事紀年〉蛇年(705) 之記載:「pong lag rang du btsan po gcen Lha bal pho rgyal sa nas phab」,巴科氏等譯為:「在邦拉讓,王子長兄自泥婆羅王位被罷黜。」王堯、陳踐二氏的《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初版譯為:「於邦拉讓,贊普兄自泥婆羅王位被迫引退。」理查遜氏譯為:「at Bon-ma pong lag rang the btsan po, the elder brother Lha, was deposed from the throne of Nepal.」(在邦拉讓,贊普,長兄啦,自泥婆羅王位被罷黜。)上述三者的譯法有所出入,但均將Bal pho譯為地名泥婆羅。若按上述譯法,則吐蕃王室有分化的跡象,王室成員有至外藩任王者。然而,義大利學者佩泰克氏(L. Petech)推翻上述譯法,認為Bal pho是為人名,其譯為:「於邦拉讓,王兄啦拔布自王位遭罷黜。」如是改譯,不但將原遭誤譯為地名的Bal pho,修正為人名,且修正因誤譯而認為吐蕃王室有分化的現象,亦即根本沒有吐蕃王室子弟派赴外藩當王的情事,而是吐蕃贊普位的繼承有了紛爭的史實。上述史事攸關吐蕃內部局勢的研判,一詞意義的錯譯,有若天壤之別,古藏文的譯釋正確與否,其影響於此可見。
又如在吐蕃宰相的任命問題上,《敦煌古藏文卷子》P.T.1287〈吐蕃贊普傳記第二〉記載:
vung nas blon stong rtsan slar bcug ste / lo drug bgyis / nas // rgas te gum mo // skyin bar zhang lon pra mo dang vbangs kyis dpyavd pa ni // dBavs sum snang bcug krang zhes dpyad do // rje blon gsangs ste bkav btags pani // mGar btsan snya ldom bu rta dang mtshungs rigs kyis blon cher bcug go // blon chevi lugs slob pavi og pon / dBavs sum snang gyis byis te /
上引古藏文,王堯、陳踐二氏之譯文為:
其後,東贊重新出任,六年,老死。代替出任者,尚論叉木,庶民之賦官吏乃由韋松囊九章充任。贊普與眾論相密商之後,以噶爾贊聶多布任大相,以其聰俊有如良駿也。並以韋松囊為見習大相之下僚助理。
按王堯、陳踐二氏之譯文,係將zhang lon pra mo當做一個人名:「尚論叉木」,為繼祿東贊老死之後出任的大相。將vbangs kyis dpyavd pa 譯為「庶民之賦官吏」,亦即作為一官吏之名稱。又將dBavs sum snang bcug krang作為一人名,將blon chevi lugs slob pavi og pon譯為:「見習大相之下僚助理」。但按上引古藏文之文意,似乎不是如此,筆者試譯如下:
vung nas blon stong rtsan slar bcug ste / lo drug bgyis / nas //
其  後  祿   東  贊  再任          六年 作  之後
rgas te gum mo // skyin bar zhang lon pra mo dang vbangs kyis dpyavd
老    死      繼   之  官 員   低 階  及    屬民    察考
pa ni // dBavs sum snang bcug krang(kyang?) zhes dpyad do // rje blon
      韋   松   囊   立         而           選  擇    王 大臣
gsangs ste bkav btags pani // mGar btsan snya ldom bu rta dang mtshungs
秘密     商  議          噶爾  贊  聶  多  布如駿馬般 聰慧
rigs kyis blon cher bcug go // blon chevi lugs slob pavi og pon
   由於   大論   立        大論 的方法 教導 的  副手 
/ dBavs sum snang gyis byas te /
 韋    松   囊    任職
其後祿東贊再任,作了六年之後,老死。繼之,低階官員及臣民察考以為應任命韋松囊,而贊普君臣密商,由於噶爾贊聶多布如駿馬般聰慧,立之為大論。韋松囊則任職教導作大論方法的副大論。
上譯文的關鍵,在於zhang lon pra mo以及dpyad等二處。按古藏文文獻中,因正字法規範仍不明確,因此,P與Ph二字母可以互用,如編號I.O.750〈吐蕃大事紀年〉龍年(680)記載噶爾贊聶多布的官銜為「blon chen po」。蛇年(681)則載其銜為「blon chen pho」。由此可以瞭解po與pho可以互換。又如狗年(650)所載地名phying ba,於兔年(679)則載為pying ba。由上述例證,確定pra mo是可以轉寫成phra mo,而phra mo字義為「小、低」,zhang lon pra mo(phra mo)就是低階官員之義。另dpyavd與dpyad二字應為同一字。原因在於dpyavd字當中的v字母會脫落。例如敦煌文獻編號P.T.1288〈吐蕃大事紀年〉豬年(651)記載:「btsan pho myes khri srong rtsan gyi mdavd btang bar……/」 (為贊普祖父墀松贊發喪)。兔年(679)則載:「pying bar btsan pho yab gyi mdad btang bar……/」 (於瓊瓦為贊普父王發喪)。由豬年及兔年的記事,可以瞭解mdavd與mdad為同一字,即mdavd字當中的v字母,可以省略不書。同理,dpyavd與dpyad二字,確屬同一字,字義為:觀察、選擇、考慮、分析等。另原文「dBavs sum snang bcug krang」中之「krang」,似應為「kyang」的手民之誤。
由以上分析,吾人可以瞭解,上引P.T.1287吐蕃贊普傳記第二之記載,事實上透露了寶貴的訊息。即當時吐蕃宰相的人選,係由低階官員與百姓選擇一人,復由贊普與高階大臣另擇一人。由於有二個人選,結果採取妥協之法,以贊普與大臣所選之人任大論,以低階官員與百姓所選之人任副大論(blon chevi og pon)。而王堯、陳踐二氏之譯,似乎未按原文翻譯。問題在於中文學界在使用漢譯藏文史料時,大部習慣性地採用王堯、陳踐二氏的譯作,導致漢譯與藏文原意大有出入,而誤導了引用者。
凡此,形成一現象,即絕大部分不擅使用藏文的中文世界學者,所撰寫的吐蕃史或唐史,內中涉及吐蕃內部或唐蕃關係史部分,無可避免地都有或多或少可商榷處,不是完全使用漢史料,作片面解讀,就是運用翻譯過的藏文材料,未經辨證與沙汰,致治絲愈棼,錯史、偽史充斥,諸如:蘇毗王族出自森波杰氏;娘、農、韋、蔡邦四大蘇毗豪姓;為蘇毗家臣的噶爾家族;赤德祖贊10歲即位逝於63歲;赤松德贊8歲執掌王政;唐蕃聯手共謀吐谷渾;芒松芒贊於祿東贊死後,未任命噶爾家族的人繼任大相,而是晉升亞相論叉木出任大相;上擧數例說明了,彼等仍無識於何謂史料批評,仍無能力分辨史著的良莠,毫不起疑地引用教法史料,也引述錯誤累累的書籍,此正代表著學術的倒退,令人扼腕。
另方面,則是西方學界完全使用藏文材料,有意疏略大量漢文文獻,僅及譯成英文的新舊《唐書‧吐蕃傳》與《資治通鑑》,並完全不參考以中文書寫有關吐蕃史的論著,此顯示西方直到現今之世代,所有對西藏有興趣者,鮮少閱讀中文。甚至有一位澳洲學者鮑爾斯氏(John Powers),在其所著History as Propaganda: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歷史像宣傳-流亡藏人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書之序言中,提到數年前在澳洲雪?書店中看到一本小書,書封面印有布達拉宮,書名為:“100 Questions about Tibet”《西藏:百題問答》,鮑爾斯氏翻閱了數頁,發現是中國政府的宣傳品,這本書在該書店的主流貨品當中,顯得相當突兀。於是,鮑爾斯氏往詢店主,為何書店中會有如此“biased”(偏頗)的書籍,店中是否有其他觀點的西藏書籍。店主瞧了瞧《西藏:百題問答》,回答稱其從未進貨此書,再查閱電腦中過去所有的進貨紀錄,結論是店主與店員都從未訂購此書,甚至該書店也從未與該書的經銷商有過生意往來。接著店主莞爾笑道:「老是有人從店中書架偷取了不少書,讓我相當困擾,但對我而言,這還是第一次有人偷偷地把書放到架上」。鮑爾斯氏隨後也發現該區域其他書店的架上,也有未訂購的《西藏:百題問答》及其他中國政府所出版的書籍,鮑爾斯氏研判應該是中國政府官員暗中將書置於書架上,希望這些便宜的書籍,會獲得澳洲讀者的青睞,藉以說服讀者接受中國對西藏的觀點。
鮑爾斯氏續云,雖然中國政府致力於出版屬於自己觀點的英文書,並推銷至西方各書商及各圖書館,所獲致的效果卻遠不如預期。例如,鮑爾斯氏在其任教的大學圖書館,借閱許多中國出版的有關西藏書籍,發現許多書的封面內頁或書內頁旁,寫了包括:“Don’t read this book”「不要閱讀此書」、“It’s all lies and Chinese Distortions”「全部是中國的扭曲與謊言」、“lies”「撒謊」、“bullshit!”「胡扯」等之註記或旁白,這些顯然出自借閱學生之手。上述現象說明了一件事實:若欲探究史實,以「政令宣導」型式為之,其後果就有如現今海外所發生諸多光怪陸離的現象,影響所及,所有以中文書寫或中國人書寫有關西藏的專書,除非附合國外的觀點,否則皆遭國外目為「政治的傳聲筒」、「為政治宣傳」,嗤之以鼻,棄如敝屣,如此代價未免不值。
按西方人以為舊西藏是一個香格里拉,是後現代社會烏托邦理想國,是人人平等、沒有暴力、講究智慧與環保的地方。而海峽兩岸泰半學者則認為舊西藏是少數僧侶與貴族階層掌控所有資源的不平等社會,充斥著壓榨、剝削等不公不義的現象,且因執著於佛教信仰而造成社會的停滯不前。這種兩極化且各說各話的現象,目前仍在持續之中。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主要還是因涉及了敏感的現實政治問題所致。
筆者以為持不同立場從事學術研究,原本就是天經地義,因為世上不存有想法完全相同的人。人的世界本來就是五彩繽紛,各自有不同的立場、不同的生長背景、不同的學術養成、不同的思考方式,凡此促成了多元的世界。是以不論以何種語言撰述,不論持任何主張,只要具備充足的證據,言之成理的論證,且經得住各方之驗證與考評者,均應得到必要的尊重。目前在藏學界有極為明顯的現象,如前文所云,在於海外藏人與西方學界對於海峽兩岸的藏學研究,不論有心或下意識,均有意無意地加以忽視。在彼等論著之中,海峽兩岸的研究成果除非以英文寫作,否則甚少或根本不使用,甚至以李方桂院士之學術成就,為中外學界所認同與欽敬,但其以語言學之專長,精心以英文著述之大作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據與李院士合著該書的美國語言學家柯蔚南氏(W. South Coblin),於該書中文譯本之序言云:
令人遺憾的是,書雖然用英語寫成,在西方並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在其他地方的情形也是如此,它幾乎從未被今天的藏學研究文獻引用過。
李方桂院士以英語寫成的藏學大作尚且遭到漠視,更遑論其他。於此足見西方藏學界的心態,按李院士的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古代西藏碑文研究)一書,完全不涉及現世政治問題,更何況該書對唐代吐蕃碑銘的譯解,以及蒐集各家所藏之碑銘版本,比較異同,加以分析考證,以確定正誤是非,試圖重構出原始碑銘之精(合)校本(critical edition),充分發揮中國傳統「校勘學」( textual criticism ) 之修為,堪稱經典之作。該書較之英籍理查遜氏(H.E.Richardson)所出版的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Royal Asiatic Society Books.London.1985.(古代西藏碑銘全集),不論在碑銘的譯解,或是漫漶的碑銘的復原上,抑或對碑銘所使用詞彙的解釋上,不但解釋得更為清楚,且字字均有學理根據,說明得更為詳盡,在學術上更有貢獻。如此一本以英語寫作的學術專著,竟然「在西方並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西方藏學界就算偶有引用漢文論著之時,亦以輕蔑、嘲諷的口吻加以批判,例如義大利知名藏學家佩戴克氏(L.Petech)於其著作《中部西藏與蒙古人》(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中云:
我們顯然不能像一位中國學者所誇張的那樣,竟說:在1280年之後,本欽是皇帝的人,而不是薩迦的人。
上述現象的主要成因,在於彼等以為中文的藏學論著,或中國人的藏學論著之中,充滿了「民族偏見」。彼等甚至認為古代的漢史料,也都是屬於自讚毁他,在天朝觀念作祟下,作誇大不實的記載,因此不值得參考。
筆者以為上文所提及的現象,皆造因於從事藏學研究者,在彼等心目中早有定見,在下意識中早存成見,因此有意重視某部分材料,而故意忽視另一部分的材料,所造成的結果。筆者以為為破除上述現象,就必須站穩就史論史的立場,兼採漢藏史籍,兼收古今中外學者的相關論點,以史學方法與邏輯推理,追求歷史事實,再根據史實作符合情理的分析與解釋,以上述開放的心胸,兼容並蓄之治學方法,推出既能摒除現世政治立場,且能平心而論的論著,用於現實紛爭不休的氛圍中,爭取更多的認同者。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林冠群 1954年出生於台北市。祖籍福建林森。政大東語系土耳其文組學士、政大邊政所碩士、文大史學所博士,美國印地安那大學阿爾泰學系訪問學者。歷任政治大學民族系教授;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代理院長。現任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專攻唐代吐蕃史、藏族史、中國民族史、隋唐史。著作有《吐蕃贊普墀松德贊研究》、《唐代吐蕃史論集》、《唐代吐蕃歷史與文化論集》、《唐代吐蕃史研究》以及70餘篇學術論文。曾榮獲教育部第56屆學術獎;大陸第1屆、第3屆漢文專著珠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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